我國作為世界第一造船大國，出口船舶占總量的90%以上，造船三大指標以載重噸計國際市場份額均超40%。新冠疫情以及防控措施，為造船業復工復產帶來一定影響。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建造延期，成為船廠最為關心的問題。

1、審查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

一方面，船企在考慮某一事件是否能夠滿足造船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或“延期”條款時，應優先考慮該類事件是否已經列明于條款中。昨天的相關文章中所對比的不同國際造船合同格式條款中均將“epidemic”或“quarantine”等事件列入“延誤原因”。

另一方面，如在“不可抗力”條款外，另行約定判斷標準(如Norwegian格式)或約定“一般用語(general words)”，則建造方也可依賴這類條款主張如流行病或防疫隔離措施構成了合同約定的“不可抗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建造方不應忽略可延長的期限是合約中的“不可抗力”事件所導致船舶建造或交付船舶的延誤時間，故建造方僅主張不可抗力事件本身的持續期間不足以援引這類條款下的權利，還須證明由此導致“船舶建造或交付船舶”的延誤時間。

2、依據合同要求發送通知

前幾天相關文章所列舉的多份國際造船合同格式均對“不可抗力”條款約定了通知的要求。雖部分合同格式并未明確規定發出“不可抗力”事件的通知是援引條款的前提，但一般認為，“不可抗力”通知的發出是建造方可依賴“可允許延誤”延長交船期限的前提條件。因為這類要求是為使買方能夠有機會及時調查相關延誤情況，并在必要時質疑建造方的主張。而通知的期限也尤為重要，因為這可以使當事人能夠準確計算出建造方所主張的對交船日期的延長時間，以便能使買方準確計算可取消合約的日期。英國法院在有關案件中認為，這類通知期限的條文對于不可抗力條款是一種條件(condition)，且“主張‘不可抗力’延期一般應以建造方及時發出有關其所依賴的事件的通知為條件(the right to claim ‘force majeure’ extensions should normally be held conditional upon the builder giving timely notices of the events on which he seeks to rely)”。Newbuildcon 2007、Norwegian 2000等合同格式則更是明確了按約定發送不可抗力通知是援引“不可抗力”條款的前提條件。

實踐中，造船企業因受種種因素影響，常出現未按合同要求發出通知的情況，這將會影響建造方援引不可抗力事件以延長交船期的權利，會使建造方在后續爭議解決過程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3、搜集并保存疫情及防控措施影響的相關證據

作為主張“可允許延誤”存在的一方，建造方需要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需要證明不可抗力事件的存在以及帶來的延誤事實。

在新冠病毒疫情發生后，近日中國貿促會及各地分會也已經簽發了相關的“不可抗力證明”。從法律角度，該證明在個案中的證明力需具體分析。如合同條款中明確約定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需要提供此類證明，則主張方就有義務將此類證明作為證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比較的國際船舶建造合同格式的條款均未對建造方用以證明不可抗力事件的證據做出具體規定，也未約定以特定機構簽發的“不可抗力證明”作為發送“不可抗力通知”的前提條件。因此，建造方若主張援引“不可抗力條款”，則在向買方按合同約定要求發出通知外，還需要準備相關證據，尤其證明不可抗力事由所造成的延誤。

一般來說，這類證據可以包括：

(1)權威性新聞媒體對相關事件的報道；(2)政府當局因不可抗力事件(如疫情發生)而采取的措施(如封閉交通、隔離等)；(3)合同的相關履行受到影響的證據(如分包商無法供貨、供應商無法提供物料用于生產等)；(4)因為不可抗力事件的影響所帶來實際的延誤時間；(5)其他能夠證明相關事實的證據。

上述第(4)項對于船舶建造行業以及其他建設、工程行業來說尤其重要。在很多情況下，由于工程計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通過“關鍵路徑分析(critical path analysis)”來證明某一個不可抗力事件會最終影響到船舶的整個建造時間或交船的時間。一般情況下，如果建造方沒有對建造工程的路徑進行詳細記錄和管理并保留相關工程時間因不可抗力事件的發生和影響而帶來的延誤，那么，在事后重新開始分析的難度將會比較大，且對于復雜、時間跨度大的項目尤為如此。因此，建造方主張“不可抗力”條款后將承擔的舉證責任是不能忽視的，務必應充分準備。

4、關注買方是否存在履約延誤

國際造船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或“延誤條款”)一般僅針對建造方的交船時間的延長，而其中所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在合約條文中并不針對買方(船東)履行合同的延期。因此，從邏輯上，建造方援引“不可抗力”事件未必可以產生延長合同相對方履行期限的效果。

如果沒有特別約定，買方在合同履行中也可能存在延誤，如提供供應品(Buyers’ Supplies)、延遲審圖等，這類延誤發生也會給建造方帶來相應的保護性權利 。但根據造船合同“不可抗力”條款，一般買方并不能依賴“不可抗力”為買方履行的延誤主張合同下的抗辯。因此，建造方在尋求依據造船合同“不可抗力”條款延長交船時間的同時，也應關注買方是否存在履行延誤，并根據合同條款合理主張權利。

5、結論

目前新冠病毒疫情對很多行業的影響明顯，雖然“流行病”和“檢疫隔離”一般情況下屬于國際造船合同中“不可抗力延誤”的事由，但國內船舶建造企業仍不能對交船期限延長問題掉以輕心，務必對可能導致的商業風險做好事實、技術和法律方面的應對，并應注意國際造船合同中的“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條款與《合同法》下“不可抗力”規則存在的明顯差異。造船企業在疫情期間若欲援引造船合同中的“Force Majeure”條款主張延期，應遵循所訂立條款的延期理由和程序提出，避免以中國法下的“不可抗力”觀點去“錯誤”理解造船合同中的條文，并建議造船企業在主張“不可抗力延期”的同時應積極搜集和保存相關證據，同時不應忽視“不可抗力”給合同相對方的影響。